从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第一期“少年班”起，20年来，中科大前后21期培养了716名少年大学生。少年大学生宁铂、谢彦波等的生活经历，使少年班的成效受到了质疑。
然而，第二届少年班成员、今天的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的生活经历，也许能推翻这一质疑。这个曾经在美国著名的计算机实验室里率领过几百名美国计算机专家的中国年轻人，他是如何从当初的“神童”跨越到今天沉稳练达的计算机科技领军人物的？从本报记者对张亚勤的采访中，您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问：有人说，少年班学生不成功的居多，是吗？当时很有名的宁铂、谢彦波等，都成为了不成功的典型。你怎么看？
答：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们那一届少年班，大约有50多人，80％都拿到了博士学位，宁铂和小谢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不能简单地说谁成功谁不成功。
77、78年的时候，数学、物理很热，我的很多同学都选择了数学或物理。后来，除了少数之外，大多数都转行了。他们有的改做计算机，有的到华尔街上做金融，有的上了工商管理硕士，做企业管理去了。大家都去做物理、数学，反而不正常，所以不能说他们是不成功的。在美国，学物理的找工作是很困难的。我碰到一个学天文的中国学生，他在他的领域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而且，许多物理的领域，已经做到了顶峰，再做下去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好的条件。国内可能也是这样。
问：你相信天才吗？你觉得少年班制度对你有何影响？
答：每个人的智商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应该承认。少年班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很好的。你知道国内的中学是很辛苦的，我自己的中学就很辛苦，白天上课，晚上还得去补课，中学两年是我一生中最辛苦的时候。在中学，我是最好的学生，每个老师都要给我特别辅导，他们对我很好，但形成的压力也很大。上了科大后，我第一次觉得无比的轻松。哎，没人管我了，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少年班第一学期，我的数学考了61分。我母亲问我，你怎么只考了61分。我说，不是及格了吗？很不在乎的样子。这在中学是不可能的，在大学，天高皇帝远，管不着我了。
在科大，我没有什么压力，这得感激我的母亲。当时，来采访少年班的记者很多，有的人花很多的精力去跟记者接触。母亲对我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见记者，不要单独跟记者谈话——现在我正在违反她的规定（齐笑）——记者来了，我就躲到一边去了，所以，我在外界曝光得很少，知名度也比较低。这是件好事情，考分低点也没有人注意。
当时曝光多的一些人，社会压力比较大，社会会把它的一些意愿强加在他们身上，最后他们自己也对自己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
我觉得我总是超出了我母亲对我的期望。我很幸运我的工作压力很小。大学的后面几年，我的专业课学得很好，不仅不觉得累，而且觉得很有趣味。
问：出国留学的时候，你不到20岁。作为一个少年大学生，你是怎样很快就适应国外环境的？
答：这跟我的爱好广泛有些关系。我在科大上学时，就不是很专心，爱好很多，什么都喜欢。到了美国，机会更多了。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是中国学生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全校学生会的主要头目之一。举一个例子，学校旁边的企业家俱乐部，我当然不是什么企业家，却也常常跑去听他们的谈论。
我从来没有给自己下一道死命令，一定要做到什么。我总是希望能有所改变。Lifeisshort（人生短暂），我觉得应该去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有时候，我做一件事并不存在什么长远的目标，只是把它看作是一次挑战，一种有意思的变化。
问：这也许就是你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同的地方，他们太严肃，生活的目的太明确了，太功利化了。
答：我觉得，生活首先是要有Fun（乐趣），要去Enjoy（享受）。什么是成功？自己首先要Enjoy起来。有的人做了许多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很成功。但他自己却很痛苦，我觉得这不能算是成功。
你看我现在的工作，工作时间很长，在外人看来也很辛苦的，但我很喜欢，别人是在电视机前面消遣，我是在工作中消遣。我曾经听到我下面的人说，今天是星期五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真是太开心了。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路上来回再花两个小时，换来的就是那么几个小时的Fun，我觉得这个交易太不合算了。最理想的状态是24小时都有Fun。
问：出国的人很多，为什么生活中能够得到你说的Fun的却是少数？
答：现在很多人出国，和我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纯粹是为了谋生。我碰到那么几个人，他们本来很喜欢自己的专业，老师也很好，他自己也做得不错。忽然外边有一个小公司来要人，他就去了。工作得很辛苦，也没有Enjoy到什么，就是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益。
后来他可能有了自己的车和房子，这时他应该满足了吧？如果真的能够感到满足，也是好的。问题是往往他自己并不感到Enjoy，他还有许多野心，这时候，就很难受了。
问：在Sanroff，你曾经领导过几百个美国人，甚至还有印度人、拉美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领导这些异国的计算机专家？你怎么来判断一个美国人是一个合格的员工？
答：我下边的70％到80％的员工是美国人。对于领导美国人，我感觉和领导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我在美国呆了十多年，甚至感觉管美国人比中国人还容易，他们比较直接，有什么事会直接来跟我讲，我也把我的想法直接告诉他。他如果还不能理解，那么，对不起，我是老板，你得服从我。中国人比较含蓄，需要花时间去猜他的想法。
理解员工的思想，第一感觉很重要。我看一个人，往往是在开始的5分钟就定下来了，而且这种感觉不会有什么错误。很多时候，后续的观察只是在不断证实前面的感觉而已。
问：听说美国的计算机公司里有黑客倾向的人不少，作为一个计算机专家和他们的领导，你如何看待他们？
答：哈哈，我过去的下属中确实有黑客倾向的人。黑客，我觉得这个词翻译得特别妙，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偷你的什么信息，只是把这当做是体现他们的控制能力的一种方式。我下边有那么几个人，主要是老美，有这种倾向。有一天，有一个人对我说：“老板，我知道你每天都在计算机里写了什么，我从外边拨号进入公司的系统，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口令、密码。”我听他这么一说，赶忙去将那些重要信息藏起来。理解归理解，公司的重要信息还是不能让他们看的。
作为一个黑客，他至少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用担心平时的生活，并且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我对国内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我想满足这种条件的人应该很多。黑客的存在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搞计算机搞得很优秀的人，都有一种冒险的心理，一种寻求新的挑战的心理。
平时这种黑客多得很。我经常收到一些电子邮件，里面就夹藏着一些搞恶作剧的程序。如果不注意的话，会对我的系统产生一些破坏。但我觉得用法律的手段去限制黑客是一种Mistake（错误）。
问：有人说，在国内，年轻的计算机专业人员很难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做研究，微软研究院会给他们一张安静的书桌吗？他们在微软研究院将会遇到什么？
答：我看到的可能和你讲的不太一样。以我遇到的人为例，他们对计算机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有着极大的野心。我收到500多份求职书，经过各种考试和面试，还剩下几十个。这些人，我觉得他们十分Delicate（敏锐），十分Commit（投入）。
国内的计算机应用发展很快，可是在尖端领域的研究上，还是很落后的，设备落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到微软研究院来，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好的学术环境给国内的优秀人才。他们到了微软之后，首先是要选题。微软是一家公司，研究的方向需要与微软的产品有关联，至少我们不可能去做核物理或化学方面的研究。我们关注多媒体、Internet、人机输入界面等领域，在这些领域里，研究人员有很大的自由度。
来了以后，市场是一定要了解的。一个好的研究者，如果对市场一无所知，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我每年至少要去一次拉斯维加斯，到那里去看IT展览，如Comdex。从展会上，我知道了最新的产品是什么，这样才能研究出未来所需要的产品来。你不可能浮在空气中去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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